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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医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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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拼音

zhōng yìn yī xué jiāo liú

2 概述

中印两国都是文明古国,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往来。印度是佛教发源地,佛教在东汉已传入我国,中印两国人民以佛教作为桥梁,曾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与医药交流。东汉末,安息国太子安世高来我国从事佛经译述的高僧,又以医为名。魏晋南北朝以后,印度佛经大量译成汉文。魏明帝时(227~239年),有攘那跋陀罗和耶舍崛多的两位印度和尚,合译了《五明论》,其中有《医方明》。据《开元释教录》所载,从汉末至魏晋六朝,共译出佛经1621部共4180卷,在这些佛经中,就有一些是属于印度医学的内容。如《大宝积经》中就有论产科的一章; 《维摩诘经》中谓“四大”(地水火风)所造之身是一切病灾的根源。在规定和尚生活的“律”以及专门著作“论”,常涉及人体解剖和医疗方法的内容。

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当时被译成中文的印度医学书籍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香山仙人药方》十卷、《西域波罗仙人药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此外还有中国僧徒所作的医书,其中也有吸收印度医学的成份。当时印度知医的和尚来我国传教,其中有竺法深(深师、深公)、道邃、昙鸾,求那跋陀罗等。

《大藏经》所收录的佛医经有二十一部:《佛说婆罗门避死经》、《佛说奈女耆域因缘经》、《佛说奈女耆婆经》、《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以上安世高译)、《佛说佛医经》(吴·竺律尖等译)、《佛说胞胎经》(晋·法护译)、《佛说佛治身经》(译人不详)、《佛说活意经》(译人不详)、《佛说咒时气病经》、《佛说咒齿经》、《佛说咒目经》、《佛说小儿经》(以上东晋·昙无兰译)、《禅秘要法经》、《坐禅三昧法门经》、《禅法要解经》(以上鸠摩罗什译)、《禅要诃欲经》(译人不详)、《治禅病秘要经》(刘宋·诅渠京声译)、《迦叶仙人说医女人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以上刘宋·法贤译)、《佛说医喻经》(刘宋·施护译)、《五门禅经要用法》(刘宋·昙摩密多译)。以上这些佛经多靠念咒等神秘方治病,但也包括一些病理和医法。这些著作后来被辑入《大藏经》。

随着印度医学典籍的传入,印度的医学理论与医疗实践也开始渗透到我国医学中来。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南朝陶弘景的《补阙肘后百一方序》中都提到了印度的“四大”学说,谓:“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但《肘后方》的内容尚未见有印度医学的成份窜入。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发展到鼎盛时期,医学著作始有佛教说教和印度医学的内容渗入。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在“恶风候”中写道:“凡风病,有四百四种。总而言之,不出五种,即是五脏所摄,一曰黄风,二曰青风,三曰赤风,四曰白风,五曰黑风……所谓五风,生五种虫,能害于人。”这是中医五行所说与印度的“四大”学说的结合。该书中已提到耆婆等印度医家。唐代孙思邈的 《备急千金要方》,汲取了耆婆、龙树等医方,从耆婆著作中吸收过来的方剂就有十多首,包括耆婆万病丸、耆婆治恶病方、耆婆汤、耆婆大士补益长生不老方等,这些方剂对急救其验特异。《千金方》中还引用了“阿魏雷丸散方”这是含有多种外来药的治疗“疠风”的方剂。书中指出:“凡百病不离五脏,五脏各有八十一种,冷热风气,计成四百四病,事需识其相类,善以知之。”另有天竺传来的按摩术、坐襌养生法等有关瑜珈术的内容。孙思邈企图将印度医学的理论与中医的理论相结合,在方药方面吸收了大量的外来疗法和药物。孙氏也吸取了印度医学中某些迷信落后的属于符咒治病的内容。《外台秘要》从佛经《涅盘经》中引用“阿魏”治疗鬼气。该书卷二十一还引陇上道人(俗姓谢)所撰的“天竺经论眼序”,谓该方系“西国胡僧处授”,随又引谢道人治眼疾“叙眼生起”一首,“眼疾四类不同候”一首,“眼暴肿痈方”十首,“眼将节谨慎”等,又多次指出:“夫眼者,六神之主也;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火风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且身禀四大,性各不同;同以治者,证候非一,冷热风损,疾生不同”,并以四大学说来说明眼疾的病理。据传印度的龙树菩萨善治眼病,眼科著作《龙树论》唐代时传入我国,对我国眼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唐代的《刘梦得文集》(卷七)“送僧诗”中有一首“赠眼医婆罗门僧”诗,曰:“三秋伤望远,终日泣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已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矇。”可见当时士大夫对印度眼医之推崇。

唐代佛学著作中反映了中印医学交流的事实。如唐高宗弘道元年(683年)由西明寺沙门道世所撰的《法苑珠林》(一百卷),此书分门类事,资料宏富,内有“医疗部”一节,以偈语形式简述印度医学的内容,其中反映了印度医学的“四大”、“三毒”等学说。

我国最有名的去印度求法并大量译述印度佛经的有法显、玄奘、义净等高僧。义净在印度居住二十年,他十分注意印度人民的风俗和医药,他又常用中国医药为印度人民诊治疾病。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曾介绍印度传统医学中的“八医”以及印度人民常用的“绝食”疗法。通过中印两国僧徒之间的往来,既交流了佛学,又相互学习了医药。当时中印之间的通道有以下几条: 最有名的是丝绸之路,这是玄奘取经的道路;其次是海上的丝绸之路,义净赴印求经走的是南海通道;第三条是“身毒道”,即由成都、邛崃,经西昌至南华,或由成都经昆明至南华,再由南华至缅甸达印度,这条又称“西南丝道”,通过这条通道,中印进行了药物交流; 另一条是通过新疆,以吐蕃作中介,经由尼泊尔至印度,文成公主入藏曾带去“诊断法五种”,其中可能有王叔和脉经》,此书被译成藏文,由吐蕃流传到印度,再由印度传到穆斯林国家,《脉经》的阿拉伯译本可能渊源于此。

隋唐年间,印度的僧徒和医生也相继来中国,唐代即有印度医生在中国开业。唐太宗曾派遣王玄策出使印度,印度方士那罗迩娑婆来唐为太宗制“延年药”。唐太宗又派使者去印度学甘蔗制糖术,中国人民在此基础上进行技术上的改进熬制成白糖,后来此术又重新传回印度。唐高宗时曾请印度医生来制药,并封他官职,还派了一名和尚去印度请医生并求药品。据唐代文献记载,印度有很多医生向唐朝献药,民间也有许多人从印度获得药品。据载从印度来的植物有胡椒白豆蔻郁金香干姜、月桂、沉香等;中国输入印度的药物,据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记载,有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等,印度人称之为“神州上药”。

宋代以后,印度佛教衰微,虽然我国的佛教继续发展着,但从印度传来的佛学以及从印度来我国译经的和尚已经愈来愈少。《宋史》中仍可见到一些印度医书,如《耆婆脉经》、《耆婆六十四问》、《龙树眼论》、《耆婆要用方》、《波驼波利译吞字贴肿方》、《婆罗门僧服仙茅方》、《耆婆五脏论》等,这些印度医书转译为汉文后,有些已吸收了中医的内容。

在中印医药交流史上,藏医学可称是中印人民医药交流的结晶。西藏是中印文化交流的通道,西藏人民先行吸收了中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后来又吸收印度医学的内容,然后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三位一体的独特的医疗体系——藏医学。藏医学包含有中医的五行脏腑经络脉学、治则药物等内容;同时也有印度医学的三元素、七种物质,三种排泄物以及药物的六味八性十七效等内容。因此,藏医学可称是中印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明朝以后的几百年间,中印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几近中断。近百年来,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起来,两国人民均遭到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奴役,但是,中印两国人民在政治斗争中是相互支持与相互援助的。抗日战争期间,印度人民于1938年派遣了医疗队,柯棣华大夫即是医疗队的人员,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总之,中印两国人民在文化交流中,不仅相互汲取了养料,而且缔结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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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分类:医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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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评论总管
    2021/1/24 5:37:3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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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最后修订于 2020年7月13日 星期一 12:22:29 (GMT+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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