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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医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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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拼音

zhōng rì yī xué jiāo liú

2 概述

中日两国人民自古就有密切的交往,医药交流也有悠久的历史。据传徐福率领数千童男女入海求仙,传说抵达日本九州,当时带有百工技艺,其中亦有医药人员。但是,在隋唐以前,中国医药主要通过朝鲜为媒介传入日本。日本曾于允恭天皇3年(414年)及雄略天皇3年(459年)分别向新罗及百济求医,后一次为德来应征去日本,定居难波(今大阪),后代子孙世代业医,世称难波药师。日本在此二百年间曾多次向朝鲜请医。

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等医书160卷到日本,此为中国医学传到日本的最早记载。知聪定居日本,他的儿子也精通医学,日皇曾赐名为“和药使主”。隋唐年间,中日文化交流进入高潮。608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倭汉直福因等来中国学医,623年倭汉直福因、药师惠日学成归国。惠日后来又于630年和654年两次来唐,将我国医药学传进日本。从此,日本研究中国医药日益兴盛。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年)颁布“大宝律令”,其中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医官设置均仿效唐制,这对古代日本医药学的发展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日本奈良朝时期(710~794年),因统治者信奉佛教,中日两国通过佛教徒的往来,医药也得到交流。唐代扬州高僧鉴真(687~763年)应日本佛教界的邀请,率弟子数十人于754年抵达日本,传授医药知识,日本人民尊他为“过海大师”,并把他奉为医药始祖(参见“鉴真”条)。

隋唐年间,日本历次遣唐使中,均有医药人员随行,日本医学家也相继来唐学习医学。公元八世纪初,羽栗古麻吕与阿部仲麻吕(中国名晁衡)同来中国。羽栗娶中国女子为妻,生子名翼。翼年16岁(730年)随父归国,成为名医,升任内药正兼侍医。同时期尚有秦辨正来唐,受到唐王朝的优遇,有两子,名朝庆与朝元。辨正与朝庆皆死于中国,朝元归国后,因善医,日本政府授以从六位下,朝元通汉语,730年奉日皇命,兼作翻译官,后又来中国。805年日本医生管原清来中国学医后回国,任大学领导,在日本大力传授中医,对日本医药有相当影响。管原梶成于838年随遣唐使入唐请教医术疑义,840年归国,任针博士、侍医。隋唐年间,日本通过历次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等,带回大批医籍,如《诸病源候论》、《千金方》等,均在当时传入日本。据藤原佐世所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年)所载,当时日本所存中医药书籍已达163部,1309卷。其中包括不少后来在我国散佚的医书,如《新修本草》、《小品方》、《集验方》等,由此可证,隋唐年间中日医药交流之鼎盛。通过广泛的交流,日本医家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医学体系,并且作出了成绩。808年日本平城天皇的侍医安培真直、出云广真等编成《大同类聚方》100卷,此书参考《黄帝内经》、《黄帝针经》、《脉经》、《甲乙经》、《小品方》、《新修本草》等书,是日本医家自己编撰的最早的卷帙浩繁的医书。984年日本著名医学家丹波康赖(911~995年)参考南北朝和隋唐年间二百余家方书,编成《医心方》三十卷,此书保存了我国许多已佚的医书(如《范汪方》、《虾蟆经》、《葛氏方》、《小品方》、《玉房指要》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丹波康赖的后裔世代业医,大都任侍医、医博士等职,是日本著名的医学世家。如丹波康赖曾孙丹波雅忠(1021~1088年)撰有《医略抄》、《急救选方》、《医心方略》等书,被称为“日本的扁鹊”。

公元十世纪初,中国处于五代十国时代,中日往来一度中断,直至北宋王朝建立,中日始恢复交往。1014年宋人惠清赴日,定居镇西行医。同年,藤原清贤奉命赴宋,求治眼病方,宋医郎元房入日本,得到当权派北条时赖等人的信任,任侍医。郎元房寓镰仓三十余年,对中日医药交流作出了贡献。公元十二世纪中叶,日本镰仓幕府时代,有大批僧徒来中国学习禅宗,通过僧徒的往来,中日之间的医药也得到交流。镰仓时代的日僧荣西(1141~1215年)于1168、1187年先后两次入宋,于1168年归国时带回中国茶种,种植于肥前的背振山和京都的栂尾山。从此,日本也开始普遍种茶。1215年荣西向将军源实朝进清茶一盏,治愈了他的宿醒病。荣西撰有《吃茶养生记》二卷,提出吃茶有益于养生的学说,从此吃茶之风在日本广泛流行。由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改进,宋政府成立“校正医书局”(1057年),校刊了历代医书,因此,大量书籍流传日本。日僧圆尔辩圆 (圣一国师)于1235年入宋,1241年归国时带回书籍数千卷,藏于京都普门院书库。据普门院《藏书目录》所载,该院藏有医书三十余部,其中有宋宝庆三年(1227年)刊本的《魏氏家藏方》十一卷。据载当时宋代医籍如《太平圣惠方》、《和剂局方》、《圣济总录》、《三因方》、《济生方》、《外科精要》、《幼幼新书》《颅囟经》、《婴孺方》、《婴童宝鉴》、《妇人大全良方》、《易简方》、《洗冤录》等,相继传入日本。十四世纪初,日本医家梶原性全(号净观)根据唐宋医籍,结合家传及自己的临床经验,编成《顿医抄》(1303年)五十卷,《万安方》(1315年)六十二卷,反映日本医药学的发展已有坚实的基础。

明清时代,中日两国医学交流更为频繁。由于宋代提倡理学,日本政府也采纳儒家哲学作为主导思想。自明代以来,中日两国除僧徒外,知识人士及医家之间的交往也增多起来。1370年日本竹田昌庆到中国,向道士金翁学习中医学针灸术。竹田昌庆曾医治明太祖皇后的难产,使皇后安全产下一子,被明太祖封为“安国公”。1378年竹田昌庆回日,带去一批中医书籍及铜人形等。1452年日僧月湖(又号润德斋)入明学医,住钱塘,著《全九集》、《大德济阴方》。1487年田代三喜(1465~1537年)来明学医,历时十二年,拜僧月湖为师,攻李杲朱丹溪学,1498年归国,在日本首先创导李、朱学说。因田代三喜蛰居关东古河僻地,远离文化中心京都,其学未能普及日本。曲直濑道三(1507~1594年)1531年入田代三喜门下,受业十多年,1545年到京都,设“启迪院”,传授医术,门徒甚众。道三宗丹溪之学,对虞搏、王纶的著作以及《绍兴本草》也颇推崇。著有《启迪集》(1571年),发挥李、朱学说,成为日本“后世派”奠基人。曲直濑道三的养子曲直濑玄朔(1549~1631年)继道三之业,开设学舍,传授医术。“道三流”学派名医辈出,均为当时将军、诸候家的侍医,影响遍及日本。“道三流”门徒古林见宜(1579~1657年)曾入明学医数年,攻丹溪之学,兼及仲景、河间、东垣学说,著《纲目撮要》、《医统粹》等书。古林见宜与崛正意(号杏庵1585~1642年)创“嵯峨学舍”,广收门徒三千人,讲学中推崇李梴之《医学入门》,遂使该书广为流传。“后世派”至十八世纪中叶尚盛行不衰,是日本医学史上极有影响的医学学派。与“后世派”对峙的另有“古方派”崛起。日本医家坂净运于1492~1500年入明学医,携回《伤寒杂病论》,大力宣扬仲景学说,著《新椅方》、《遇仙方》、《续添鸿宝秘要钞》等书。关东医家永田德本(1513~1630年)承坂净运之学,反对曲直濑道三所倡之李、朱学说。随后,名古屋玄医(1627~1696年)奉仲景学说为本,斥刘、张、李、朱学说为末,揭开了“古方派”与“后世派”之争。后藤艮山(1659~1733年)提出百病生于一气论,病皆由“气滞”而生。他的弟子香川修德(1678~1735年)倡儒医一本之说,谓古今医书只有《伤寒论》最重要,宋元以下诸家则无可取。吉益东洞(1702~1773年)提出“万病一毒”说,复经其子吉益南涯(1750~1813年)的发挥及门徒们的推波助澜,使“万病一毒”说风行一时。“古方派”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德川幕府后期,仍流行不衰,对日本医界影响颇大。

明清时代日本医家吉田宗桂于1539、1547年两次来明,第二次来明时曾治愈明世宗的疾病,归日时世宗赐以颜辉扁鹊图、《圣济总录》及药笥等。吉田宗桂对本草学颇有研究,有日本日华子之称。金持重弘于1541年入明,寓四明嘉宾馆,精于针灸。和气明亲于1504~1520年入明,曾从熊宗立学医。自吴人知聪携《明堂图》至日本及642年纪几男麻吕至新罗学习针灸之后,针灸术在日本流传。《大宝律令》中专设有针灸部。但是,在镰仓至室町年间,由于医官制度的变更,废除针博士和针灸师的设置,针灸一度衰落。但是,针灸在民间始终流行不绝。十六世纪,吉田意休于1558~1569年在明学习针灸,著《针刺家鉴》。其子吉田意安继父业,是日本著名的吉田针灸派。还有入江赖明,于丰臣秀吉侵朝时随军赴朝,在朝鲜学得明人吴林达的针灸术,入江赖明后裔为日本著名针灸家庭,称“入江派”。日本最著名的针灸家杉山和一(1610~1694年)师事入江赖明之孙入江丰明,杉山和一发明一种管针,从此针法有拈针、打针和管针三种。德川幕府命杉山和一设立针治讲习所,他的门人三岛安一在千住、板桥、新宿、品川等地设讲堂,共计45所针灸学校,成为日本针灸史上的鼎盛时代。

明清之间我国赴日的医家,如陈顺祖于元亡之际赴日,在九州行医,颇有声望,他的儿孙也以医术闻名。陈元赞(浙江余杭人)于1619日赴日,在长崎登陆,居52年,和日本不少名医交往。钱塘人戴曼公(名笠,1596~1672年),为明代名医龚廷贤弟子,于1652年赴日,削发为僧,在日本旅居十九年,传授医学,并把人痘接种法介绍给日本人民。1745年杭州人李仁山抵长崎,将人痘接种术传授给长崎医家柳隆元、崛江道元。1752年《医宗金鉴》传入日本,从此,种痘术在日本广为流传。又如陈明德于十七世纪中叶抵日本,居长崎行医,精儿科; 王宁宇于1644~1654年在江户行医; 陆文斋于1703年、吴载南于1719年、朱来章于1725年相继抵日。杭州陈振先于1721年抵长崎,采集当地草药162种,撰《药性功用》。

日本学者对于收集、翻刻中国古代医籍也不遗余力,并有许多贡献。1607年日本林道春自明归国,携《本草纲目》到长崎,献给德川幕府。1638年日本根据万历31年夏良心、张鼎思江西重刻本《本草纲目》进行翻刻,后又多次重刻。目前日本尚保存《本草纲目》金陵初刻本(即万历18年刻本)三部 (内一部缺卷四)。1645年又翻刻过《诸病源候论》;1663年又翻刻明陈实功外科正宗》等书。十九世纪,日本先后发现两种《伤寒论》古传本,即康平本《伤寒论》和康治本《伤寒论》。康平本系1346年和气朝臣复录于丹波雅忠手抄的古卷子本。丹波抄录于日本康平3年(1060年)。康治本原本为唐贞元(785~805年)时所写,相传为日本睿山僧入唐时誊写携归,于日本康治二年癸亥(1143年)由河门了纯抄录。这两种抄本均较北宋林亿校定的《伤寒论》时间为早,内容上也有许多不同,对考订《伤寒论》原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后上述两种抄本又再回到中国,说明中日两国医学交往之源远流长。日本自德川时代以后,荷兰医学开始传入日本。尤其是十九世纪末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统治阶级采用西方制度和文化,欧洲医学在日本取得统治地位,日本的汉医遭到了排挤与打击,逐渐趋向衰落。但是,仍有不少有识之士致力于汉医学的研究。例如和田启十郎于1910年发表《医界铁椎》,对汉、西两种医学体系的长短进行了比较研究;汤本求真于1927年刊出《皇汉医学》一书,以西医原理阐明《伤寒论》的长处,对日本汉医的复兴有相当影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日本人民又重新认识汉方医学的价值,1938年成立“东亚医学协会”,出版《汉方之临床》杂志。1950年日本又成立东洋医学会,发行《日本东洋医学会志》。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政府推行了中医政策,我国的医务工作者在中医药领域内争取得的一系列成果,这对日本汉医学的发展起有很大的鼓舞与推动作用。日本不少科研单位,高等学校纷纷设立中医药研究机构。日本富士医科药科大学于1952年成立医药资料研究室,1972年又发展成立汉药研究所。北里研究所于1972年6月建立附属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由著名汉方医学家大冢敬节、矢数道明分任正副所长。1976年于兵库县立尼崎中央病院设立东洋医学研究所。1977年日本学术会议会长越智勇一向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递交《关于确立东洋医学的研究和教育体制》提案,日本科学技术厅以10亿日元作为研究汉方医学五年规划的费用。当今,日本的汉方医药正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中日两国人民通过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必将在今后的年代中,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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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评论总管
    2021/1/25 16:08:16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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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最后修订于 2020年7月13日 星期一 12:21:05 (GMT+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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