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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与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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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拼音

kǎo gǔ fā jué yǔ yī yào

2 概述

在考古发掘中,往往会发现一部分与医学卫生有关的史料和实物。在中国医学史上,如旧题南齐·褚澄编的《褚氏遗书》,即唐人从褚氏椁中发现石刻整理而成(宋嘉泰年间刊行流传),可谓我国医学考古之较早者。本世纪初,有不少医学考古珍品被发现,如敦煌出土的卷子本中,据考有六十二种医书,其中有《张仲景五脏论》、《平脉略例》、《本草经集注》、《食疗本草》、《新修本草》等等,都是从未见传世或传世甚少的医书; 又如1907年和1916年在敦煌出土的简牍《流沙坠简》、《居延汉简甲编》等,也与医学有关。建国三十多年来,考古发掘有很大的进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马王堆的女尸等,都曾使世界科技史界震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医药文物,为医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实物史料,有助于澄清古代医学的某些问题。

(1) 出土与卫生有关的实物史料: 1958年在郑州二里岗出土的商代遗址中,发现在城垣建筑之外,有烧制陶器的工场、制骨器工场和炼铜工场多处。表明了当时的人民已知这些烧炼工场的气烟是有害人民健康的,所以都将之设在居民区之外,这种城市规划是很合乎现代卫生学要求的。1965年,在韩都新郑故城发掘出地下建筑及冷藏井,冷藏井主要是贮藏食品的,是古代人民在夏季贮藏食物以免腐败变质的设备。1977年,在登封战国阳城遗址内发掘出陶水管道,据研究是作为输水管道用的,且有贮水池和输水管道的一整套设施,特别在贮水池和输水管道间,还设有开关用的“阀门坑”,其结构很象现代城市中的“自来水”设施。据阳城内调查得知,这种贮水和输水设施还有不少,结合河南偃师二里头商宫遗址,郑州商代二里岗遗址等发现的排水用地下陶水管来看,说明了我国早在商代已很重视并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城市中饮水卫生及废水排除的处理,对于研究我国城市用水发展史,也是有价值的资料。1981年在广西钦州隋唐墓中,1982年在广东揭阳南朝墓中,1983年在浙江金华西晋墓,1984年在河南偃师唐墓与镇江东吴、西晋墓中,都出土了唾壶,表明当时已有不随地唾痰和普遍使用唾壶的良好卫生习惯

此外,在辽宁、内蒙古、北京等省市多次发现辽代火葬墓;在黑龙江、北京、山西等地发现金代火葬墓;元代火葬墓除福建和元上都等地有发现外,主要在云南省发现较多;明代火葬墓在剑川、大理、宾川等地区发现较多,其他地方较少。从以上不完全资料来看,在宋元时期,我国曾有一段盛行火葬的历史。火葬在诸种葬法中最卫生,病原菌和其他细菌及它的芽胞等,在火化过程中可以死净,这在卫生学中也是一值得重视的史料。

(2) 出土的医学简牍、帛书和书籍: 1973年冬至1974年春,在长沙马王堆继1972年发掘之一号汉墓后,又发掘了二号汉墓和三号汉墓,由此获得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关于医学方面的资料,主要是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和竹木简。经整理,按内容定名的帛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竹木简中的医书,定名为《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据考证,马王堆三号墓主是西汉初期被封为轪侯的长沙国丞相利仓的儿子,二世轪侯利豨的兄弟,死于公元前168年。因此出土帛书的抄写时间当早于公元前168年是可以肯定的。这对于我们研究西汉初期及西汉以前的中国古代医学是有极大意义的。其中《五十二病方》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最早方书,有说为最早的外科专著(参见“《马王堆汉墓医书》”条)。

1972年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初步推断是属东汉早期的墓) 出土了与医药有关的简牍九十二枚,计简七十八枚,牍十四枚,定名为《治百病方》。这批简牍是一份很珍贵的医疗记录资料,其中保存比较完整的医方三十余个,范围涉及内、外、妇科等疾病,每一方均详细地记载了病名、病状、药物剂量、制药方法、服药时间以及各种不同的用药方式,方中所列药物近一百味,其中69种见于《神农本草经》,十一种见于《名医别录》,另外二十种不见于上列本草。同时还记述了针灸穴位,刺疗禁忌等,是我国古代医家长期实践的经验结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的医药水平,为我们研究汉代的医药史提供了依据。其中有一木牍不仅写有各种药物的名称,而且列出药物的价值,这反映了当时医药已经作为一门独立的职业而存在于社会上。

比较上述二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和《治百病方》,在条文所列方名、病名、症状、药物名称、分量、冶合和服药等各方面,《治百病方》均较《五十二病方》明确和具体,但《治百病方》比张仲景《伤寒论》又朴素得多,所以《治百病方》反映了西汉向东汉过渡时期的医疗水平。

此外发现的医书有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的杜相墓(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出土的《鍼经》残卷,存墨书十行,记载有某些疾病的针治穴位,如“丈夫失精中极”、“呕血上气神门”等,及同墓出土上元元年(676年)文书中记载的治疗牛病医方,反映了唐代东疆地区的医药情况与内地相仿。1981年在山东滕县金代苏瑀墓出土了一医书之残卷,为木版印刷之书籍,记载了治痛风疳气走马牙疳等。1972年还在甘肃武威张义公社的小西沟岘发现一批西夏文物的印本和写本,其中有用西夏文字写的药方残页,其中治疗冷病所用药物很有地方特色,证明文献上有关于西夏“病者不用医药”的记载是不确切的。

(3) 出土的医疗器具、药物和其他:1973年和1977年两次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骨针、锥、石刀等,据分析可能与医疗有关,而出土之动植物如穿山甲芡实等,都是后来见于著录和至今仍常用的中药。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还出土了大麻果实,这就把大麻的栽培史追溯到距今约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并说明黄河流域是大麻的起源和栽培中心之一。大麻是后世用作麻醉的药物之一。1973年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房址和文化层中出土了桃仁郁李仁两种种子中药,在藁城十四号墓中出土了石镰,经研究实为我国考古中发现的最早的一件古代医疗器具砭镰,是外科手术刀的雏型。在此之前,曾在河北易县战国墓中曾发现陶砭,河南新郑古城遗址中发现石针砭石及其后在云南的南宋宝塔基下发现凿状磨制砭石。

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掘了两座西汉墓(中山王刘胜及其妻子之墓),两墓规模之大,出土文物之丰富,在考古工作中是少见的。与医药密切有关的文物有“医工盆”和医针。“医工盆”是一件口径为27.6厘米的铜盆,盆沿和盆身刻有“医工”字样,盆口和盆底有两处曾经加以修补(且都是着力处),可见此盆使用时间已很久,据研究可能用它隔水蒸过药物,以及用它调和药粉打坨制造过药丸,是一件医工专用的器具。证明早在两千年前,制药技术已有很大进步。医针共有九枚,其中四枚是金针,五枚是银针。针细长,长度为6.5~6.9厘米不等,上端做成方柱形的柄,宽0.2厘米,比针身略粗,柄上有一小孔针尖有的尖锐,有的稍钝,有的呈圆卵状,有的为三棱形。据研究,其中有锋针毫针鍉针员针等(有些因残旧而不能辨),除员针外,都是金针。说明当时医家已针对不同病证的需要,应用不同的针具进行治疗。刘胜墓中还出土有药锅、滤药器、铜药匙,灌药器等多种。

1972年,在山东巨野西汉墓出土随葬物中,发现了药匙四件,丸药150余粒及粉状药物等。据研究为丹药或五石散,也有认为是治病强身的矿物性药品代赫石、赤石脂禹余粮等多种药物的混合物,此外有药石如石英、垩土、滑石方解石、文石、寒水石、蚌壳等,反映了汉代炼丹术的盛行。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随葬物中有药石辰砂、铅块、紫水晶、硫磺和孔雀石,代表五色,总量有数公斤,配备有药具铜杵、铁杵和铜臼。这些药石和药具,表明南越王国统治者迷信长生幻想升仙的思想也同汉朝贵族一样。

1970年,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两瓮唐代窖藏文物,其中有许多金银医用器物和金石药品。据研究属制药工具的有玉杵与玛瑙臼、单流金锅、单流折柄银铛、银锅、银制石榴罐等,贮藏药物及服药器具如金银盆及壶、杯瓿等。药物有丹砂石钟乳白石英紫石英珊瑚、金屑与金箔密陀僧琥珀和颇黎,可见至唐代,炼丹服石的风气仍有沿续。更有意义的是石榴罐的出现。据考证石榴罐是当时用的蒸馏器,从而支持了我国早在唐代已使用蒸馏器的观点。

出土的药物尚有马王堆一号墓发现的九种药材,有桂、花椒杜衡、辛荑、佩兰藁本茅香高良姜和姜,是迄今发现保存最好的一批药物标本。陕西韩城东汉墓出土了薄荷薏苡实和枣核,薄荷是常用中药,最早记载于《唐本草》中,所以薄荷记入本草是在唐初,而韩城出土薄荷,说明我国人民早在汉代已经认识并使用了薄荷,而薏苡、枣子则作为营养补品,这也对我国养生史和古代食品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在新疆吐鲁番古墓中还出土了唐代中成药威蕤丸及墨书之服法说明,反映了唐代东疆地区的医药情况与内地相仿。1974年泉州湾出土宋代海船一艘,船舱中有降真香檀香沉香等大量香料木,未经脱水重达四千多斤,此外还有胡椒槟榔乳香龙涎香玳瑁等,反映了宋代应用香药风气之盛况,而这些药品产地在今印尼、柬埔寨、越南、阿拉伯半岛甚至非洲等国家,这也是中外医药交流之宝贵资料。

明代的医疗器具也有发现。1974年在江苏江阴长泾公社一明代墓葬中,出土了一批明代医疗器具,如有铁柳叶形外科刀,已和现代手术刀相近;瓷淋洗壶,和现代眼科玻璃洗壶相似。在华士公社一明代合葬墓,出土了一“圆锥形银丝罩”,从其放置于男尸大腿骨和盆骨之间,推测死者生前患疝气,其使用银托罩与现代戴疝气托作用相同,是一种辅助医疗器具。

其他出土之有关医史文物有1965至1977年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配合拆除明代北京城墙的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了宋天圣《新铸铜人腧穴鍼灸图经》残石五方,刻有“手太阴肺经”等经脉腧穴名称部位,是研究针灸史和宋代医学的重要文物。又从考古发掘的古墓中出土了不少古尸,特别是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是古人把医药、卫生、防腐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结果。解剖证明此人生前还患过血吸虫病,推测可能是由于胆石症胆绞痛诱发冠心病突然发作以致心肌梗塞而死亡。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男尸,解剖见到有胸膜炎心包炎胆囊炎等病变遗留,肝中检出较多血吸虫和肝吸虫卵,肠内有人鞭虫卵等。血吸虫卵出现于上述两具尸体,说明二千年前我国两湖地区曾有血吸虫病流行。对出土古尸的研究,将对古代防腐技术、古人疾病种类及地方病、流行病等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总之,通过考古发掘出的医药实物史料,使某些医药学术渊源得以阐明,使某些久已失传的医学书籍再次问世,填补了医学史上某些空白,也反映了古代医学科学成就,证明了中国医药学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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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分类:医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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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评论总管
    2021/1/24 5:25:2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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